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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懸掛的掛幕上寫著「慶祝入伍 陸軍特別志願兵 李添忠君」。1942年6月28日攝於高雄縣大樹村李宅。
1941年6月20日大日本帝國於內閣會議通過「臺灣志願兵制度實施要件」,
決定開始實施以臺灣人為對象的陸軍志願兵制度。
李添忠於1961年移居到石垣島,歸化後改名為吉本忠司(吉本美雪提供)

 

/ 松田良孝(《八重山的台灣人》一書作者,「八重山每日新聞社」資深記者)

 

王木永是在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左右,被哥哥王能通帶到石垣島。

 

一九三三(昭和八)年,王能通曾經來石垣島工作了半年,在名藏網張這個地方採集做紙張原料的植物,而紙張是為了提供軍事所需。當時似乎是在王能通出生的員林進行招募,所以他和其他同伴以百人規模集體來到石垣島,和八重山人一起工作。

 

之後,王能通先回到臺灣,接著在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帶著弟弟王木永和父母親再次來到石垣島。

 

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王能通為了結婚,再次返鄉,但那時已經身無分文。於是,王能通心想乾脆去當志願兵好了。內閣會議通過「臺灣志願兵制度實施要件」的時間正好是在同年六月。

 

根據王木永之妻王玉花事後的說詞,當時王能通似乎是想到當兵就有飯吃,所以才決定志願當兵。但事實上,人在石垣島的王木永寄了一筆船費給哥哥,所以王能通沒有接受訓練,就和妻子王瀧氏真一起回到了石垣島。據說當時王瀧氏真周遭的人都試圖挽留他:「幹嘛要去什麼八重山呢?」

 

王氏兩兄弟於一九四四(昭和十九)年十一月左右,為了躲避空襲又跑回臺灣。算算這九年期間,王能通在臺灣、石垣島之間來回了三趟。員林到基隆的鐵路約有二百三十公里遠,接著還要從基隆搭船來石垣島,所以從員林到石垣島單程一趟,估計就得花上好幾天的時間。在那個現金收入有限、賺錢張羅船費並不容易的年代,加上從臺灣來石垣島的人回想起過往幾乎都是辛苦困頓的事,可想而知,九年往返三次已經算是很頻繁了。王能通可說是認為八重山距離臺灣很近,並勇敢往返兩地的臺灣人之一。

 

載著兩兄弟的疏散船抵達了蘇澳。據說當時蘇澳的局勢也不穩定,所以王能通和家人在那裡躲了一個多月。無法確知這時王木永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但不管事實為何,想要從蘇澳回到員林應該是困難重重。不管是從蘇澳行經宜蘭先北上到臺北再南下員林,還是從蘇澳直接翻山出到西岸,想必都得十分小心謹慎。如果是選擇山路,十一月的寒氣加上直逼三千公尺的高山,歸鄉之路想必更加艱辛。

 

王木永一回到員林,就發現軍方從過去的志願兵名冊中找到王能通的名字,並命令王能通必須去服役。可是,當時王能通的身體狀況很差且變得消瘦,根本無法承受兵役的煎熬,王木永只好代替哥哥到埔里入營。

 

如果縱看呈水餃狀的臺灣,埔里所在的南投縣就坐落在臺灣的正中央,四周群山環繞,埔里就是位於山間的盆地小鎮。王玉花在埔里迎接終戰,對戰爭末期的埔里仍有一些記憶。埔里是個鄉下城鎮,戰火並不激烈,即使敵方軍機飛來,也不必躲進防空洞,甚至還能從容地跑到屋外眺望軍機。儘管如此,埔里還是沒有使用機械脫穀機,只仰賴手動式脫穀機,就怕脫穀機的引擎聲音太吵,沒發現敵方的轟炸機飛來。

 

的確,埔里也有燃燒彈掉下來過。由於敵軍老是攻擊山谷,因此當地人謠傳,說是因為從上空俯瞰,山谷間的家屋看起來像兵營,才會成為敵軍轟炸的目標。

 

註:王能通,為《海的彼端》主角家族「玉木家」父親王木永之胞兄。

 

 《八重山的台灣人》,第一章「到八重山去」節錄。作者:松田良孝,譯者:邱琡雯,出版: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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