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第一次到沖繩石垣島進行田野調查,第一天調查便在台灣移民經營的小雜貨店裡認識了玉木婆婆。
當時的她早已是居住在八重山的台灣移民中相當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前輩,身體硬朗,脾氣倔強,高齡86歲,
總是自己一個人騎著紅色的腳踏車來來去去,操著古老口音的台語與沖繩腔的日文、說話直來直往,
是一位對於外來採訪調查的人而言是相當難以順利訪問與親近的一位人物。
 
後來我慢慢在台灣人祭典與活動中認識了她的兒子們,他們為了台灣的活動總是忙上忙下。
我也從那裡聽了更多阿嬤年輕時脾氣是出名的兇,她追出門多少哩路只為了罵一個歧視臺灣人的客人。
又再後來,阿嬤衰老的身體慢慢不好了,性格卻逐漸開朗了起來,
大家都說阿嬤性格變得很溫和,她似乎苦勞一生,終於要享福了。
我也從她兒子那裡聽說,他住在東京的兒子玩樂團,總是在舞台上驕傲地說自己是石垣島出生、台灣混血。
慢慢地從兒女到孫子們,一個大家族的全體像逐漸在我眼前清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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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與這家人逐漸親近,在我開始展開我以「八重山台灣人」為題之「狂山之海」系列紀錄片企劃的兩年後,
我發現若欲說出整個八十年來「八重山台灣人」錯綜複雜的歷史,
只能透過玉木家——這樣一個四代同堂的大家族、每個世代的差異與個性清晰可見,
正可反映出不同世代因其不同成長之時代背景所經歷的各種身份認同難題,如何解決並被消化。
最重要的是,這不僅是一部企圖以一個家族史爬梳整段八十年移民歷史的影片,而更是扣緊了一家人,
如何經歷八十年的變化,
消解如此多的障礙與難題,而成長至今。
 
我在這兩三年來的田野調查與拍攝之中,總是偶爾從被拍攝者背後的窗外看見了一個古老而模糊的台灣影像,
那是我對於所有「八重山台灣人」的想像,也是他們帶給我的寶貴禮物。
台灣從一個台語的社會逐漸轉成中文社會,但這些在戰前出走台灣的殖民地時期的台灣人,
仍保有原始的台灣人性格,他們聽不懂半句中文,可是他們卻擁有無窮的文化資產,
對我而言這是去探究所謂「台灣人民族性」是什麼的重要路徑。
從玉木家的每個成員,我觀察到一種知天任命的樂觀態度,以很奇異的姿態被傳承下來。
泡沫經濟崩垮時玉木家的兒子兩兄弟被騙了好多錢,阿嬤說,一家子人都是不曉得為什麼這麼笨的憨人,
會把很多東西送給別人,然後願意被別人輕易地騙。他們敬祖,他們敬業,他們認真過每一天。
 
這是一部踏過諸多苦難的家族故事,但我是從歡笑中認識這一家人。
2016年,《海的彼端》完成,這也是「狂山之海」紀錄片系列計畫的第一部曲。
透過這部片,我們不只想將「八重山台灣人」這一塊在台灣歷史上未被理解的一群孤民的離散史爬梳開來,
也想透過這樣一個走過大時代的歷史洪流的大家族生命軌跡,來重新思考臺灣人的過往與未來,
有什麼是即將隨著大時代而逝去,而又有什麼是會被時間保留下來的。
文/ 黃胤毓(《海的彼端》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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